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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张涅:作为文化基质的《孙子兵法》

形成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一直受到后人的重视,但是有关的认识大多局限在军事以及需要高度计划、计算的领域。事实上,《孙子兵法》与《论语》一起标志着先秦诸子思潮的开幕,其中的功利理性和价值信仰两种精神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质。

客观透彻的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一种客观的生活态度,也是客观地认识世界的方法。其从认识对象中抽象出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时,舍弃了具体对象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构成一个理性认识的世界。在先秦诸子中,《孙子兵法》无疑最具备理性精神。其所处的时代,“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逐奔不过百步”(《司马法·仁本》)那样的传统军事观念已经被抛弃,面对无限复杂的作战环境和形式,需要做经验的归纳总结。随着归纳总结的深入,自然会舍弃具体性、特殊性的因素,发现一般性的规律。这一般性,就意味着走进了理性世界的大门。

我们看《孙子兵法》,其虽然本旨不在于建构一个理性世界,但是理性认识已经相当自觉。例如《用间篇》说“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强调以实践经验为本。《计篇》说“兵者诡道也”,以“诡”的概念来界定战争的谋略性、非规范性、非道德性的涵义。战场上的因素复杂多样,形势瞬息变化,《孙子兵法》概括为敌我、胜负、虚实、奇正、分合、动静、进退等对立统一的关系,则已经是朴素辩证法的认识。

假如我们系统分析《孙子兵法》的思想内容,更能发现其理性精神的健全性和透彻性。例如关于“将”,《孙子兵法》实质上把它分为统帅和将军,统帅作战略决策,将军指挥具体的战术行动。因此对统帅讲战略问题,包括《计篇》战略的“道”与战术的“诡”相统一的精神,《作战篇》经济是战争基础的指示,《谋攻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目标和“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用兵原则,《形篇》有关战略阶段目标的认识。对于将军讲的都在战术范畴内,包括兵力分配组合(《势篇》)、战争主动权(《虚实篇》)、争取先机(《军争篇》)、作战机动性(《九变篇》)、行军驻扎(《行军篇》)、军事地形(《地形篇》)、机动作战(《九地篇》)、火攻策略和方法(《火攻篇》)等问题。战略问题的首要点是“令民与上同意”的“道”(《计篇》),战术问题的关键则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的“诡”。《孙子兵法》对于“将”的职责分别和“道”“诡”意义的阐述,足可见理性健全透彻的程度。后人大多以为“诡”是军事理性的全部,如高似孙说的“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子略》卷三),这显然错误。

这样的理性精神和认识方法提供了形而上思维的基础,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弥足珍贵。因为二千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信仰大于理性,客观性的精神有所不足,现时代所需要的形而上认识难以据此开拓出来。众所周知,孔子儒家着重于家庭血缘伦理关系的认识,血缘伦理是人类社会的天赋存在,具有类同性,可以依据个人的经验推论至普遍,其重视的是体验,并非逻辑思维。有关“礼”的活动又“奉神人之事通”(《观堂集林·释礼》),即“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性》),其中的“天”“神”“祖”都是想象的存在,是信仰的对象,既不是形而下的,更没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在认识时也不需要判断推理的方法。由此可见,《孙子兵法》理性精神特别有当代性的意义。

诸子理性思潮的开启

《孙子兵法》还与《论语》一起标志着战国诸子思潮的开幕。许多学人把孙子排除在诸子思潮的开启者之外,可能是认为孙子讲的军事思想,不在政治或哲学的范畴内。这个认识显然不够全面。军事活动本身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君书·战法》说:“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即指出军事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春秋时期的将军由君王或贵族担任,军政合一,政治活动的规则表现在军事活动中,军事活动的要求又反作用于政治,促使政治变革,两者尤为合一。到了后代,军事才作为特定领域的特定形式从一般的社会政治活动中独立出来。

当然,提出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对先秦诸子的文化精神的认识。先秦诸子创造了一个“轴心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是因为其塑造了民族的文化精神。《孙子兵法》的功利理性和《论语》的价值信仰,正构成了其中的两极。《孙子兵法》从经验出发、自下而上的认识路线和归纳、推理的思维形式,也与《论语》遵循“天道”、自上而下的认识路线和体验类比的思想方式构成并列互补的关系。这两种文化精神又都是由人类早期的活动经验积累起来的,《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蕴含着信仰的要素,“戎”特别要求功利理性,人类早期活动的意义主要在于这两方面。显然,这两种文化精神引导了战国诸子思想的发展方向,战国诸子的思想表现有异,相互激烈争鸣,但是内质不外乎此。其中以《论语》为代表的价值信仰精神为孟子所继承;墨家和庄子在具体的价值观和实践方式上对孔子多有批判,但是也坚持信仰无疑,精神实由此转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精神则直接影响了《老子》和《韩非子》,他们都以利益为目的,讲究谋略方式。而荀子以及法家等则是批判融通孙子、孔子思想的结果,只是在荀子中尚较多有价值信仰的成分,在法家中功利理性的素质更纯粹些。

文化精神也总是表现在一个民族的社会传统和生活习俗上。要全面地认识诸子的思想贡献,自然不宜局限于政治或哲学的领域。由此看,《孙子兵法》的地位也不能忽略,因为其功利理性精神对于战国社会的文化特性也影响巨大。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说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其即阐明了这一点。

中国文化基质的构成

在当代,《孙子兵法》所蕴含的理性精神已经成为了汉民族的文化基质。我们都知道,文化包括人类方方面面的活动,与每个人的生活行为相关联,具有广泛性和践行性的特征;而其中的内质,不外乎《孙子兵法》和《论语》已充分表达出来的信仰和理性两点。

所谓信仰,其实是人的有限性的表现。人不能认识整个宇宙,也不能真正地把握未来,于是相信冥冥之中有主宰人类命运的神。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认识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有限性的本质并未改变,信仰依然是人类的需要。现时代许多人道德虚空,信仰式微,我们更应该珍惜《论语》所传达的信仰的精神。

作为文化另一内核的理性,则是在生活、历史和军事等领域的经验活动中不断修正和加强的。以《墨子》为代表的生活理性建立在平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共处,互利互爱。以《周易》为代表的历史理性建立在历史经验之上,其认识到变易的绝对性和普遍性,既激励主观努力,也启示顺从天命。而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理性则建立在战争这一特殊领域之上,它把敌我双方错综复杂的关系概括为对立统一的两极,重视控制和反控制的手段。三者都对于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活理性发展为要求安定、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历史理性同时蕴育了积极入世和消极顺命的人生观念,军事理性则培育了极度地算计利害关系的心理和行为习惯。其中尤以军事理性最为深刻,因为人类最早出现的生活理性,往往带有习惯性,以手工为基础的技术理性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也非常有限;历史理性则不免有价值信仰的成分,对于个人当下的利益并无确定关系:其不可能促使深刻的反省。因此,军事经验必然成为理性精神的主源头,如李泽厚所言:“《老子》是由兵家的现实经验加上历史的观察、领悟概括而为政治——哲学理论的。其后更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韩非)。……贯串在这条线索中对待人生世事的那种极端‘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给中国民族留有不可磨灭的痕迹,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种重要的组成因素。”(《孙老韩合说》,载《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显然,从文化基质的角度来阐释《孙子兵法》,能发现其更深远的意义。后人一般认为孔孟儒家和老庄道家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两大源流,儒道互补,其实在战国诸子学派形成之前,在文化精神上,已经有信仰和理性两个倾向;在思想形式上,也有自下而上的经验性认识和自上而下的传统信仰两条路线。两者的交汇衍化直接导引出了其后的诸子思潮,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质,对于民族心理和文化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作者单位:浙江科技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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