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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毛泽东与《红楼梦》的故事

  《红楼梦》是毛泽东读过很多遍的一部古典小说。他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是古今任何一部小说难以比拟的。毛泽东说,《红楼梦》是一部好书,要精读它。他欣赏《红楼梦》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给了它很高而又是恰如其分的定位。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他在谈《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一节中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7页。)

  他说得很幽默、风趣,但也洋溢着对《红楼梦》的高度评价:我们中国——人口众多:1956年,我们已是6亿人口的大国,名列世界第一;历史悠久: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这也是世界无与伦比的古国;与之可以并列的,却只有一部《红楼梦》……。遍被华林,它所沉淀的中华灿烂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也是世界罕有的名着。

  毛泽东生前还曾说过,中国的学者们对《红楼梦》的评价不高,还不如英国的一位教授。那位英国教授认为,《红楼梦》(其作者曹雪芹)超过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管桦:《曹雪芹会哭泣吗》,《今晚报》1994年9月13日。)

  《红楼梦》确是可以为中华民族骄傲的。毛泽东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红楼梦》,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对红学的阐述和研究,也是对人类世界的一大贡献。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文字、语言极其熟悉,随手捡来,恰到好处。在他的文章、书信、讲话中,从《红楼梦》中引用了不少俗语、成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还注重于《红楼梦》的研究,于若干学者的红学着作颇生兴趣,如俞平伯、李希凡、蓝翎、吴世昌诸先生的论红之作,这都有利于认识毛泽东和《红楼梦》的主题。

  据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回忆:毛主席看过的书,都能记住详细情节。比如《红楼梦》,里边那么多人物,一般人看过以后,一些次要人物就忘记了,主席却连那些不起眼的小丫环的名字都记得。有时给我们讲事情,常举《红楼梦》里的例子,还告诉这是在第几回里,照书去查,从来一丝不差。(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终生保持着自青少年时代起便养成的读书的良好习惯,在书上批批改改。现所知的,就有一部5000余字的《红楼梦》眉批;他喜欢在书上圈圈点点,见存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在字里行间,就画了许多圈圈。

  据徐中远说:毛泽东曾多次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古典小说中,他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

  “毛泽东与《红楼梦》”是一个大题目。它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多元价值。本书只能是部分,而且还多是片言只语,但也可蠡测到他与《红楼梦》认识、解析和运用的力度。这也是毛泽东为20世纪中华文化圈作出的卓越贡献。

  1、读得最多的书之一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看《红楼梦》的?

  从现有文字记载了解到,他看《红楼梦》,比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同类小说都要迟些。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毛泽东少年的乡邻,没有《红楼梦》藏书。民间通常收藏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谓“家里藏书不须多,只须《水浒》和《三国》。”(二)《红楼梦》文字曲折缠绵,辞藻丰富华采,不易为少年接受和阅读。但是,善于思考、更善于联系现实生活的毛泽东,当他走出韶山冲,接触到《红楼梦》,他就不断产生出新的思维。

  大概在辛亥革命后长沙求学期间,他已经在读《红楼梦》了。此后不久,他就已将《红楼梦》当作历史在读了。他说:“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毛岸青、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由此看来,毛泽东在1913年到长沙读书前后,就已经对《红楼梦》产生了兴趣。(《大地》杂志1995年9月号。)

  “练达世情皆学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00页。)

  这是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讲堂录》修身课所记,参见《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原句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1916年前后,远东运动会全国预备会在上海举行。湖南派了7名代表参加,其中第一师范占了3名:贺果、陈绍休(赞周)、彭道良(则厚)。那天晚上10点钟,贺果等人在长沙大西门外码头搭乘轮船赴上海。起航前,毛泽东匆匆赶来,送来一部《红楼梦》,让他们在船上消磨时间。(林木森:《咱们领袖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当上井冈山前夕,毛泽东该是深谙《红楼梦》了。在山上,他与贺子珍谈论《红楼梦》,说“《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发前人之所未见,那也是20年代初期俞平伯、顾颉刚等学者讨论《红楼梦》所未涉及的。他对《红楼梦》已形成了独特的见解。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毛泽东曾谈论《红楼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他也和作家及干部解说《红楼梦》。

  1940年6月初,毛泽东来到前来延安的茅盾窑洞里交谈。据茅盾回忆说:“这一次他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据丁玲回忆:毛泽东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1942年在延安时,“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红楼梦》。那时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他去讲课,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在露天广场上,他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听课的人都非常有兴趣。”(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李白(701—-762),唐朝诗人,有《李太白文集》。

  李商隐(812—858),唐朝诗人,有《李义山集》。

  韩愈(768—824),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昌黎先生集》。

  1943年6月,邓宝珊(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由榆林赴重庆,路过延安,受到欢迎。毛泽东和他作了几次长谈。他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里书架上有马、恩、列、斯着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临行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在1947年转战陕北、山西期间,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烛光摇曳,在毛泽东那线条柔和的面孔上闪耀。窑洞里静悄悄的,偶尔响过翻书页的沙沙声。李银桥端了新换的茶水,蹑手蹑脚走到桌旁,轻轻地、轻轻地放下杯。他眨眨眼,还是那本《红楼梦》。

  近十几天,毛主席每天下乡搞调查。除重大战役决策,日常工作全交给了周恩来。晚上回来,便一屁股坐到办公桌后再也不动。不错,他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指导全党、全军的方针性文章;但他也拿出极大精力去研读《红楼梦》,常常通宵达旦。(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239页。)

  1952年,毛泽东重点帮助女儿李敏提高中文水平,他还指导李敏读《红楼梦》。李敏惊异地发现,爸爸的记忆力竟然那么好,《红楼梦》中的好多段落,他都背得上来。林黛玉所写的诗,他全部能背下来。原来毛泽东已看过《红楼梦》不下5遍。(王行娟:《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70页。)

  1954年,毛泽东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对书中提到《红楼梦》里所说的“胭脂米”考证很感兴趣。(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958年,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接受访问时谈及毛泽东:“他把重点放在读古书上。首先要标点的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我去过他的卧室书房,他睡的床上一边都是摆的线装书,厕所的凳子上还摆有线装《红楼梦》。”(张素华等:《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6页。)

  李锐又回忆道:1958年南宁会议不久的一天晚上,他奉召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住所,漫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稿等。待上卫生间时,看到一张方凳上放着翻开的线装《红楼梦》一书,可见他此书经常随身,对其之厚爱。(《大地》杂志1995年2月号。)

  1959年冬,毛泽东带读书小组到杭州。临行前,他把管理图书的逄先知叫来,开列出要带的一大批书的目录。尽管带来不少书,但仍远远满足不了他读书的需求。为了毛泽东读书方便,他们又从杭州图书馆借来了800多册各种书籍,其中有《隋唐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3页。)

  2、经常提到《红楼梦》及其人物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着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山城接见了一批“小民革”(即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从吃晚饭时谈起,共谈了10个小时。这次,毛泽东兴致很高,开怀畅饮,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毛泽东的这种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珠,在场的人听得都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主席在重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350页。)

  据跟随毛泽东的警卫排长阎长林回忆,1947年,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充分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时间,在行军路上学习。他对战士们说:“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接着毛泽东就由《水浒传》讲到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什么借东风、七擒孟获、大观园等,说得生动有趣。“借东风”、“七擒孟获”,都是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186页。)

  “大观园”,见《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动诸宾》等多处。

  毛泽东对在中南海的警卫部队文工团队员很关心,常为小战士们讲解国内外的重大问题,耐心地解答大家的提问。1954年,有一次,毛泽东问在文工队工作的胡敏珍:你在读什么书?胡敏珍回答:正在读《红楼梦》。毛泽东告诉胡敏珍说,他已经研究过好多遍这部书,让大家也认真地读一读。当时,毛泽东还问胡敏珍:“知不知道刘姥姥这个人物?”“刘姥姥是什么阶级出身?”(李树谦:《毛泽东的文艺世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1955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休息期间,周恩来将爱新觉罗·戴涛介绍给毛泽东:“这是戴涛先生,溥仪(即清朝宣统皇帝,中国最后一位君主)的叔父。”毛泽东听到介绍后,同戴涛热情握手。他在问起戴涛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情况后,最后指着身旁的周总理,风趣地对戴涛说:“我是《红楼梦》里的老夫人,不大管事,他才是掌家的,有什么事可以找他。”(揣振手:《万方乐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红楼梦》里的老夫人”,即贾母、史老太君,贾政、贾赦的母亲,贾宝玉的祖母。贾母最先出现于该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959年7月4日,在庐山,毛泽东对王任重、刘建勋和梅白说:“我今天有一点点空闲,请你们三位与我共进晚餐如何?”他们三人当然很高兴。席间,毛泽东兴致很高,除说了国际国内的一些事以外,还谈起诗和《红楼梦》。(许祖范等:《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据邓绍基回忆,到20世纪60年代初,又听一位同志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红楼梦》描写四大家族的见解。对此,在我们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说《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的兴衰,是符合这部小说的实际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红楼梦》中写有贾、史、王、薛四个贵族家庭,但主要描写的是贾家,即荣、宁二府,因此不妨把毛泽东同志的见解理解为《红楼梦》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个贵族家庭的兴衰。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还猜度,毛泽东同志所说“四大家族”带有即兴发挥的成份。因为据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发表这个见解时,在座的人中有《中国四大家族》的作者。毛泽东同志对着那位作者说:你写了一本《中国四大家族》,我看《红楼梦》也是描写的“四大家族”。(邓绍基:《毛泽东与他的古今读书法》,《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6日。)

  3、《红楼梦》“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

  1938年10月,在延安,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和大家一块,在院中散步闲谈。毛泽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贺龙连忙说:“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毛泽东问徐海东:“海东同志,你可看过这三本书?”徐海东老实回答:“没看过《红楼梦》。”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徐海东把这次玩笑牢记在心,后来他生病时,在病床上读完了《红楼梦》。(张麟:《一代名将》,《中华英烈》杂志总第27期。)

  1944年夏末秋初,毛泽东和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谈话。张汉武汇报了参加革命后,1934年才开始学习,说自己现在还只能算是一个半文盲。毛泽东说:“不是半文盲,也不是高级知识分子,说中等知识分子比较合适,你要抓紧学习,我们都要学习。我每天除工作外,就是读书。你看过《红楼梦》没有?”张汉武回答:“没有。”毛泽东就说:“你想办法找那部书看看,对你来说很有用,那部书好!你可以练习写东西,还可以看看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你从懂事就念书,稍大点就参加革命,虽然接触社会,但不多,要看看书。”(张汉武:《终生难忘的幸福会见》,《陕西文史资料》第7辑,1980年版。)

  在陕北行军到西柏坡,毛泽东又和警卫战士讲解《红楼梦》。

  1947年10月,在瓦窑堡北边大川行军,阎长林说警卫员伍银岭会讲《红楼梦》。毛泽东听了,猛然扭回头,表现出极大兴趣:“是吗?小伍!《红楼梦》你读过几遍?”伍银岭说:“看过一遍。”毛泽东笑着摇头:“只看过一遍,没有发言权。”他将大手一伸,张开五指,“要讲,起码得看三五遍。”他环视左右,问:“还有谁看过《红楼梦》?”大家都摇摇头,毛泽东嘿了一声:“不行哟!要看,你们都要看看《红楼梦》。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有一次,毛泽东问卫士李银桥:“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李说:“没有。”毛泽东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有阅读能力,不可不读《红楼梦》,不读就不懂中国的封建社会。读一遍也不行,最少看3遍,不看3遍没有发言权。”(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他读《红楼梦》,对周围工作人员说:“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同时期,他还读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研究的着述,如周汝昌、俞平伯的“红学”着作,以及青年学者的同类论文,如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并由此点燃了一场全国范围内上层建筑对旧红学的批判。这在《红楼梦》和其他古典文学圈子里也是史无前例的。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汤沛回忆:1954年,“一次吃饭时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并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着。’主席兴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断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上成了他老人家考我们的场所。当然这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中华儿女》杂志(国内版),1995年第9期,第12页。)

  1954年3月l0日,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有一天爬山,他游兴很高,一边爬一边与身边陪同的同志谈笑风生。他对身边的摄影师侯波说:“你现在看什么书啊?”侯波说:“《红楼梦》。”看得懂吗?”侯波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好几年,人熟了,说话也就比较随便,她随口答道:“看故事呗。”毛泽东对她的回答没有直接表示肯定或否定,说:“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侯波说:“我一遍还没看完哪。”“一遍没看完也没关系,”毛泽东看了看身边其他同志,又接着说,“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权延赤:《领袖泪》,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从来关心身旁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1955年,有一次,毛泽东在火车上问卫士李连成:“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李连成说:“10个月了。”“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能听懂。”毛泽东说:“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1955年的又一天,毛泽东问警卫员葛来亮:“来亮,你在看什么书?”“在看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葛来亮说。毛泽东说:“我国的三部名着《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你看过吗?”葛来亮老实回答:“没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3遍太遗憾了。”继而又说:“要学点历史、哲学、辩证法,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工作起来就不自由。”(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也是1955年,毛泽东在广东珠江游泳休息时,问薛焰(广东省公安厅长):“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这是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便认真地说:“搞公安的就不要看?你知道那里面有多少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5遍才能搞清楚。”“这里面有你们学习的。书内有四大家族,你知道吗?”(《广州文艺》杂志1977年5月号。)

  1955年春,那天在浙江绍兴东湖农场小憩时,大家一直兴致勃勃地谈鲁迅。不知谁说了句“鲁迅说过贾府里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话,于是又勾起了毛泽东谈《红楼梦》的兴趣。几个人便围在毛泽东身边,谈起《红楼梦》来。

  “小谭,你读过《红楼梦》吗?”毛泽东突然转身问默默站在旁边的谭启龙。

  “在战争时期读过一遍。”谭启龙说。

  “噢,那你还没有资格参加议论。”毛泽东伸出一个巴掌,“你得读5遍!不读此书不能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这部书可不是一般的文艺小说,而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里面有好几条人命哩。”

  类似与谭启龙的这段谈话,此前此后,毛泽东都多次对许多人讲过,足见他对《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名着的喜爱和推崇。(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1955年夏,一天,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后,毛泽东问身边的张玉生:“近来看什么书?”张玉生回答:“看政治书,也看小说。”毛泽东说:“看文学作品很好,要多看些文学方面的书。文学方面的书包括很广,知识很丰富,里头反映社会情况,里头有历史,有风俗习惯,还有各种人物。你要多看嘛!多看会使你聪明,对社会了解得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要看《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要吸收其中的好东西。”(《光明日报》1977年9月6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又曾多次提及《红楼梦》。1964年,毛泽东在谈到学校出试题事时,他风趣地说:“我主张先出一些题公布,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对《红楼梦》出20个题,如学生能解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很好,有独见,可以打100分;如果20题全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独见的,给50分或60分。”(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

  他还要高级将领读《红楼梦》,再次发出号召:“《红楼梦》最少要读5遍。”毛泽东自己就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他说,只有读5遍,才能懂。他曾经说,读《三国演义》或《水浒》要读3遍才能懂。《红楼梦》竟还得增读两遍。足见这部小说有丰富的内涵、深厚的文化。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读得最多的一部书就是《红楼梦》。后来他又说:“《红楼梦》我都读过十几遍了,有的地方还是没有看懂。”真是学无止境啊!

  4、亲自发动并领导《红楼梦》大辩论

  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了全国性的关于《红楼梦》的辩论和讨论。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论和研究《红楼梦》这个古典文学名着,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由是,它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极为深远的影响。如使《红楼梦》这部中国伟大的古典文学名着,第一次广泛地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且影响国外,为弘扬民族文化、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促使很多的人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致使像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批判,已出现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现象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而将学术争论和政治斗争两个本质不同的范畴混淆一谈。它所造成的后果,不仅践踏了学术尊严,也使得政治斗争庸俗化,对于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文化繁荣也是不利的。

  (1)毛泽东读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据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一文说:

  研究《红楼梦》的着作中,毛泽东圈画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毛泽东认为,这本书“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对这两节圈画最多。

  如在“作者底态度”一节中,作者俞平伯写“《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粗粗地画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画上了竖道,而且还画上了问号。

  “《红楼梦》底风格”这一节,毛泽东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画了7-8个问号。如果说一个问号是表示毛泽东对原着的一个疑问,或者是毛泽东认为的一个错误之处,那么,这一节中毛泽东有疑问的或者认为有错误的地方,就有30多处。比如,就在这一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画下两条粗道,然后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红楼梦》的极高评价是相悖的。

  俞平伯着的这本《红楼梦辨》最后的附录,毛泽东也都看得很细。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似乎隐隐说前书(指《记红楼复梦》)是‘寓意诅人’,是有‘违碍忌讳字句’的,虽不明说,却在对面含有这类的意思。这也可谓是妙解。可见《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

  这一段文字,每一行毛泽东都用铅笔画上了道道。这段话,原书一共4行,在4行的顶部,还画了一横线,横线上还画了一个大问号。这问号、道道,与前面的意思一样,至少是说明毛泽东对作者的这种说法是不赞同的。(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俞平伯《红楼梦辨》,系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全书共3卷,70篇。本书是作者与顾颉刚于1921年4月到7月之间通信讨论《红楼梦》的有关文章的结集。建国以后,作者始将此书修正后重新付刊,由棠棣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全书原有3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并为上、中两卷。此外,下卷有一篇是1948年写作的。作者并改其书名为《红楼梦研究》。毛泽东所看到的,应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辨》。该书里收有上文提到的《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

  (2)由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到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135页。)

  据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一文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所提到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1954年第9期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篇是《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评论的观点的。毛泽东都详细阅读过,差不多从头到尾作了圈画,一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

  他在批语中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还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21岁,一个26岁”;在文章的四五处,毛泽东也画了问号。(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此外,《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在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出版的《《红楼梦〉评论集》一书时,作者还写了一篇《补记》:此文是1954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期间在通县写成的。当时手头材料很少,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手边只有他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和别人文章中转引的胡适关于《红楼梦》的一些看法和材料。过去虽然读过,但当时却没有借到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所以也就不可能凭印象看出他们当时在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上的一致,只是初步感觉到他们对《红楼梦》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因而我们文章中的个别判断是有缺陷的,没有从政治上准确地击中要害。等到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将要开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借到《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辨》,进而发现了更多的问题,特别是看到了他们当时在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上的一致。我们把这时的看法写成了《走什么样的路?》。这次修改,除了文字上的校订外,对个别问题的看法也有所修改增补。)

  又据李希凡自己回忆: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曾从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他保存的毛主席对我们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文的批语。涉及到文章内容的,主要是《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的一些看法,有以下3条:

  (一)在《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节,我们谈到贾府衰败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关于贾氏封建贵族家庭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贾氏的衰败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贾氏的衰败就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原因。”

  毛主席在这两段文字旁边做了细密的圈点,并加了一句批语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二)在文章的同一节里,我们谈到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破败时,讲了这样一段意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地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这些分析旁边作了疑问的标记后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三)在文章的第三节,我们讲到俞平伯先生对文艺批评的见解时,曾引用了他的原文:“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我们说,俞平伯先生的这种认为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只凭主观好恶的看法,是违背文学的阶级观点的。

  毛主席对这段话的批示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6页。)

  1954年10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l0月24日全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该会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一部分古典文学研究者担心今后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这点,适当作了解释。报告说,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只停止在一本书、一个人上面,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围内,要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照办。”(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又谈到了这件事,说:“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1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3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162页。)

  据邓绍基回忆:他是在195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参加的第一个集体科研项目就是《红楼梦》研究。那时他就听一位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是否是新人的萌芽这个问题,可予讨论。当时所内的一批同志大抵认为,从贾宝玉形象的思想性格还不能构成新人萌芽说。与此有关,《红楼梦》也难以称之为“市民文学”。(邓绍基:《毛泽东与他的古今读书法》,《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6日。)

  又据李希凡回忆:1956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胡耀邦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刻幽默地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又提到了这件事:“自从去年11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剧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5、读到老,说到老,用到老

  据阿成文:毛泽东对《红楼梦》推崇备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南方时,把一部刚刚阅读并批注过的《红楼梦》,赠送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柯又转交给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嘱咐他仔细研究,妥善保管。石西民深知此书的价值,视为至宝,一直妥为珍藏,秘不示人。

  “文革”中,石西民在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最大,石西民被拉去到处游斗,家中也多次被抄,这部毛注《红楼梦》也就从此不翼而飞,下落不明……

  苏州市沧浪艺术社社长马汉民偶然得知此事,怦然心动,立即联想到七八年前听说的一桩事。

  马汉民是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他与学会的副会长、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路工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相从甚密。七八年前的一次闲谈中,路工偶然讲起了关于毛泽东批注的《红楼梦》的一段珍闻。1957年夏的一个下午,路工当时还是中央文化部书访专员,他在康生家中正好看到了毛泽东批注的《红楼梦》,爱不释手,对其中鞭辟入里的批注十分赞赏和喜爱。他借回家仔细研读,且找来相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红楼梦》,毫无遗漏地抄录下海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和每一个批注记号。因此,世上又留下了一部手抄的毛注《红楼梦》。

  1994年4月,马汉民一个长途电话挂到北京路工的家中,提醒老人,深藏在他家中的手抄毛注《红楼梦》已经成为“孤本”,请求一阅。路工慨然应允。

  马汉民复印了该书上所有毛注。在第六回结尾的“校记”下,毛注有“一九五四年九月记”的字样。据初步统计,毛泽东的批注在全书(此处指八十回本)不下于五六千字。

  马汉民的文章发表后,学术界认为,手录的毛泽东《红楼梦》批注,是关于毛泽东红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学术价值极高。

  毛注《红楼梦》原本至今下落不明。马汉民推测,可能已被抄家的年幼无知的“红卫兵”毁弃了,也可能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摘自《文化娱乐》杂志1994年11月号)

  1962年春,当时还在英国伦敦教书的吴世昌,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发表了《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长文,文有新意。《光明日报》曾在其出版的内部刊物上全文转载。4月14日到21日,又在该报《东风》副刊选登了其中两节《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并在文后加以说明。毛泽东看了两文,连文后小注也看了,满有兴趣。他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其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便要去了刊登全文的内部刊物和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英文版。(《新闻业务》杂志1984年第4期。)

  吴世昌的《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1961年12月3日写于英国牛津大学,全文分为《引言》、《红楼梦探源的主旨和步骤》、《关于后四十回》、《初步工作的次序》、《棠村序文的发现》、《脂砚斋是谁》、《脂砚斋是“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的叔父》、《曹氏家世和脂砚斋》、《曹雪芹的生卒年》、《结束语》等10个部分,原载《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

  196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还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969年秋,毛泽东再次观看了浙江的文艺演出,并接见了演员。在他亲切询问浙江文艺界的情况时,一个演员反映说:“现在的越剧改革,改得京不京,越不越,歌剧不像歌剧。”他认真倾听意见,说:“你唱一段老越剧给我听听吧。”演员立即唱了越剧《红楼梦》的一个唱段。他表示曲调好听,微笑着说:“调子还是高昂的嘛。再唱下去吧。”演员回答:“下面不会了。”他和蔼地说:“那你找些唱片来我听听。”他仔细调查研究,亲自审听了大量越剧音乐。(《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页。)

  因为重视和嗜好,毛泽东也注意《红楼梦》的版本价值。在北京中南海书房,他收藏有多种《红楼梦》的版本,晚年还常将十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阅读。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还让有关部门组织学者核对《红楼梦》,以期有一部最合作者原意的《红楼梦》定本问世。

  徐中远写道:井冈山斗争之后的岁月、长征路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有没有重读过《红楼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进城之后的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据逄先知和我们的记载,毛泽东先后多次要过《红楼梦》。

  我们多次送给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除少数的用后退给我们还有关单位外,大多数都一直放在他的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我们整理翻阅他中南海故居(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里的全部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还有各种平装本,一共有20种之多。

  这些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大部分大都摆在游泳池会客厅里。卧室里摆放两种: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8册),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1—32册)。我们看到,这些书有的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

  上述资料表明,从1964年8月18日北戴河谈话以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

  在其他各种场合,毛泽东还多次说过:“《红楼梦》最少要看5遍。”晚年,他还常将身边放置的1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读。其中有的版本,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红楼梦》中,就有20多种。只有两种版本毛泽东用铅笔圈画过,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函8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4函32册,木刻本)。这两种《红楼梦》,有不少的文字旁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画了道道,有的是画了圈,还有的是似断句的标点。圈画的时间大概是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除这两种版本外,其他的版本都没有圈画。(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6、垂暮之年还在阅读、思考和谈论《红楼梦》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5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毛泽东的目光离开了许世友,提高话音,对大家说,“如果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许世友大声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听到许世友的话,毛泽东很高兴,说:“不怕啊!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彭程、王芳:《中国七十年代政局备忘录》,《长河》杂志1989年第1期。)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见《晋书·刘元海载记》。随,随何;陆,陆贾。他们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他们都是汉高祖刘邦的武将。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同江青谈话。他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提出此次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目标:“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1975年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1975年和1976年,毛泽东已是80多岁高龄,垂暮之年的老人了,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了。可他还是在认真和仔细地阅读、思考、谈论着《红楼梦》,可见他是多么喜欢这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着作。

  据《大地》杂志1995年2月号上的文章说:毛泽东和护理自己的孟锦云等人看过法国电影《红与黑》后,对孟锦云说:“你去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着看一遍,这样,也许会更有意思。”孟锦云照此办理,还做了读书笔记。日后,她在和毛泽东交流中,特别从领袖那似乎漫不经心的读书笑话里,细心咀嚼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又据郭金荣撰写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里所说: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在潜心研究《红楼梦》,并把它同西方的《红与黑》(法国着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相联系。他曾戏谑地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两部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接着毛泽东问小孟:“怎么样,两本书都读完了吗?”小孟点点头。“今天我们先谈谈西方的《红楼梦》,你看了电影,又看了书,现在有发言权了,请先发表高见。”

  小孟说:“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入非非,他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看到小孟讲完了,主席才慢慢地、但十分自信而肯定地说出他与小孟的不同看法:“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是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你看他只敢在小桌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间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点胆子还称不上包天。他到夫人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哪。即便是胆大包天,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儿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

  郭金荣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里继续写道:

  毛泽东常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孟聊天。有一天,他对小孟说:“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的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会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是凑凑合合地过。因为这些家庭,本来就是凑合起来的,真正独立自主选择和建立家庭的有多少?我看不多。什么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哪个不想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不是仅供参考,不听,试试看?建立家庭时都将将就就的,过起来难免就凑凑合合,表面上平平静静或热热闹闹,内里谁能说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对外越是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我说过,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书中的那些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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